相信关注的力量

黄金期货开户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窝里斗”?受儒家和专治思想影响

2019-11-18 16:13 来源:网络转载
标签:

       东营期货配资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窝里斗”?受儒家和专治思想影响
  据说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人在美国纽约打工的时候,听到这样一则故事:年底,美国老板欲给工人加薪,数额颇大——每人500美元,但他规定:每组只加一人,具体加给谁,由各组民主讨论后决定。这间厂的工人大都来自亚洲,故分为日本组、越南组、韩国组,中国组……通知下达后,秘书小姐要求各组下班前报上加薪名单,日本组最快,几分钟就定出了名单,送给老板一看,老板很满意,此人正是他意料中的人选——技术高、速度快;越南组报上来的是一个技术中等,工资最低的可怜人;韩国组也报上来了,是一个技术最差,人缘特好的和事佬,对此,老板摇摇头,无可奈何。中国组呢?为何迟迟不报?快下班的时候,秘书小姐再去催促,结果却是:中国人不要加薪!老板听了大吃一惊!难道中国人真的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难道正当的报酬都不要?老板不相信,亲自下中国组了解,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中国组的五个人已经讨论了半天,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他们向老板提出“要么平均分配,每人加一百,要么大家都不加!”老板生气地把手一挥,取消了中国组的加薪!一些外国老板得出结论说:聘请中国人最好单独使用,几个人在一起就会“内讧”。

  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确实表现了中国人喜欢“窝里斗”的习性。
  中国人都喜欢窝里斗,中国人深知这一点,外国人也深知这一点。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堪的残酷局面,其中一个原因是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另一个原因便是拜中国人喜欢窝里斗所赐,具体说来就是政治官场中的明争暗斗。时日既久,这种弊病也感染了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铺陈开来。
  什么是窝里斗?现在通行的解释是:在一个小的环境里有限的几个人之间的病态的竞争。不过我要说的是,中国人的窝里斗,是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之间的病态竞争。中国人的窝里斗,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不再局限于几个人几个群体,而是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存在。举几个例子,在大范围上的例子,比如近代国共“攘外必先安内”之斗:孰是孰非,难以判断,只能以“成则王侯败则贼”来说了;而从整个中国对侵略之日本国来说,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的“窝里斗”。新中国成立之后,“窝里斗”仍然在发挥它的影响:有些人过分强调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过分强调了“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过分强调了“姓资”和“姓社”的问题,将干部、知识分子和正直的人斗得个死去活来,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左”和“右”的问题,照样在窝里斗个不停,最后被“四人帮”利用,其结果是酿成了巨大的政治灾难,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小范围上的例子,如政治官场上勾心斗角、牛李党争之斗,如民间连群结党、尔争我斗之争。这样的例子,中国历史上多如牛毛,譬如春秋时期郑庄公与其弟弟共叔段之斗,晋文公重耳的父子之斗,秦二世胡亥与其哥哥扶苏之斗,三国时期曹丕与曹植的兄弟之斗,唐太宗李世民与他的诸位兄弟之斗,明成祖朱棣与他的侄子朱允炆之斗,明英宗朱祁镇与弟弟朱祁钰之斗,清朝康熙的儿子之间为争帝位之斗,等等,这些宫廷皇族内斗大多都是为了争夺皇帝之位。至于中国民间,广泛存在的“一山不容二虎”,同室操戈,兄弟倪墙,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等内斗,不可胜计。甚至时下盛行的三人“斗地主”游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人喜欢“窝里斗”的深层心理意象,这很像《三国演义》东汉末年的魏、蜀、吴三国之争: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分了又合,合了又分,今日我与你结盟共斗于他,明日我与他结盟共斗于你,后日你与他结盟共斗于我,循环往复,争斗不息,孰为王者,孰为贼寇,一切皆以成败论英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一部中国历史,其实是一部“窝里斗”的历史;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就是“窝里斗”的政治。对“斗地主”而言,用现代调侃的话说就是:哥斗的不是地主,是人心。只不过,“斗地主”用的是扑克牌,这比起人心来说,实在简单得多得多:扑克牌可测,人心难测。
  说了这么多窝里斗的社会现象,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会有窝里斗这种独特的现象呢?窝里斗是从哪里起源的呢?窝里斗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要搞清楚这些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要“斗”?“斗”是为了什么?想必大家都看出来了:斗,要么是为了财物,要么是为了利益,要么是为了权势,要么是为了声誉,要么是为了尊严,要么是为了地位,要么是为了内心的不平,要么是为了大义,要么是为了资源,甚至是为了女人,或是为了男人,等等。实际上,好斗是人类的天性,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进行着斗争:原始人与自然环境作斗争,与生存作斗争,与异族作斗争,与野兽作斗争,等等。在这些无休无止的斗争中,人类获得了繁衍生息的权力,获得了在地球上立足的权力。后来产生了人类文明,人们仍然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斗争,只不过因为文明的发展不同,斗争的方向有所不同而已。在古代人类社会,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自原始社会之后,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制产生了。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上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奴隶制度逐渐形成,步入了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斗争普遍存在,奴隶主之于奴隶,是一种压迫、剥削、奴役的斗争;反之,奴隶之于奴隶主,是一种反压迫、反剥削、反奴役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在中国奴隶社会也普遍存在。
  说到中国奴隶社会,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中国奴隶社会开始于夏朝,历经夏、商、周三代,到战国时期秦国一统中国而结束,秦朝以后,中国步入了封建社会。不过这也有较大争议,所谓“封建社会”,封建封建,意即封邦建国,中国封邦建国的时代其实从夏朝开始就有了,夏朝实行的是以天子政权为中心、以封邦建国的大小诸侯国为辅佐的治国方策。战国时期的秦国,因为商鞅变法的成功,秦国变得强大起来。商鞅变法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废除封邦建国的分封制,改为郡县制。这种郡县制有力地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地位。及至后来秦始皇一统中国,进一步统一了中央集权,自此,战国之前的诸侯割据不复存在,从根本上解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隋朝,罢天下诸郡,以州统县,其后又改州为郡,郡置太守。唐朝,复改郡为州,州置刺史,其后又改州为郡,郡置太守,后又改回。此后,郡极少设置。到了元朝,郡名完全废弃,统称为州,一直到清朝。可以说,秦朝的郡县制是中国后世两千多年的地方行政体制的根本基础,其后的地方行政演变,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换言之,商鞅的郡县制是一种开创性的巨大改革、巨大贡献,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步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主张的是法制。相比之下,同属先秦诸子百家的儒家,主张的却是德治礼治,主张什么“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以期复辟夏商周三代制度,实际上,夏商周三代兴衰往复的历史循环已经证明了,三代制度是有问题的,已经不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了。事实上,对于中国的统一,儒家是一事无成的,是没有什么贡献的,有巨大贡献的是法家,是商鞅。只是秦朝之后,从汉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开始,才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说是治理,其实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把他作为对人民统治的思想专制的工具。”可以想见,如果秦朝时候仍然用儒家学说,复辟夏商周三代制度,那么中国的历史仍旧是诸侯割据混战的历史,不要说孔子的什么大同理想世界难以实现,即便是国家的统一、安定都是难以实现的,其最终的结果就像夏商周三代一样:一个强大诸侯国的国君推翻前朝昏君,建立自己的政权,是为中央政权,然后“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封邦建国大小诸侯国,各拥兵权,各自为政,一旦中央政权控制变得薄弱,各诸侯国又陷入混战时代,混战之后,一个强大诸侯国的国君又崛起,又推翻前朝昏君,建立自己的中央政权,然后又封邦建国大小诸侯国。如此循环往复,无止无息。你看看孔子等人尊奉的商汤文武周公等所谓的圣王就是这么干的:夏朝,夏禹因禅让制从虞舜那里继承帝位,建立夏朝,夏禹成为开国之君,直到末代昏君夏桀,夏朝灭亡;商朝,商汤伐桀灭夏,建立商朝,商汤成为开国之君,直到末代昏君商纣,商朝灭亡;西周,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西周,周武王成为开国之君,直到末代昏君周幽王,西周灭亡。在三代兴衰循环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孔子等人思考的不是如何改革、创新,使后世不再落入历史的这种循环,而是复辟三代制度,并发展出道德仁义君子中庸等概念,说得冠冕堂皇,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本质就是为了维护封建伦理秩序、维护君主专制。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来说,孔子的思想无可厚非,这只是一种学术思想而已,就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一样,无可指责。可悲的是,自汉武帝以后,这样的思想居然变成了治国思想,如果说这种思想是进步的思想,那还没什么,可是这种思想是一种专制思想,是一种复辟思想,于是乎中国人的思想被奴役了,中国人的行为被禁锢了,被什么奴役?被什么禁锢?被道德仁义君子中庸这种维护封建伦理秩序、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奴役、禁锢了,于是乎,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沉沦腐朽,中国人性变得越来越扭曲丑陋。在我看来,汉朝以前的中国,是风起云涌、纷乱多彩的中国;汉朝以后的中国,是专制顽固、沉沦压抑的中国——主要是指思想上的专制。其原因是:汉朝以前,儒家思想根本就没什么市场;汉朝以后,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其中最要命的不是社会形态的专制,而是思想的专制。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意识、有思想,人的思想一旦被禁锢了,这样的人就变成了行尸走肉,迷失了世界,迷失了自我。你看看西方社会,其古代也是专制社会,但是思想的专制并不重,像儒家思想那样顽固而强大的专制思想更是不存在,人们在思想上还保留着很大的自由。自由之火,可铸天国——真正的人间天堂之国。西方社会得益于这样的自由之火,人世不断进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儒家思想的统治,中国社会绝不会变得像清朝时那样腐朽沉沦,中国人性绝不会变得像清朝时那样扭曲丑陋,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性将会是另一番别开生面、精彩绝伦的局面。你想想,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复古思想,一种复辟思想,这种思想统治中国,中国怎么会冲破古代的枷锁,步入进步的新兴世界呢?在这样的思想中,中国沉沦了两千多年,一直到清朝晚期,西方新兴思想的传入,才打破了这种思想的枷锁,中国也迎来了新的世界。中国人又称为汉人,这个称谓始于汉朝,实际上,如果能够选择的话,我才不想做什么汉人,比起汉人来,我更愿意做秦人,或是更早的其他什么朝代的人。如果历史能够重来一次的话,我最想把儒家思想摈弃于历史的舞台之下,后世的中国呵,实在令人神往!
  又扯远了,回到人类斗争的问题上来。姑且不论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奴隶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反正当时的奴隶、奴隶主是有的,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就像上文说的:奴隶主之于奴隶,是一种压迫、剥削、奴役的斗争;反之,奴隶之于奴隶主,是一种反压迫、反剥削、反奴役的斗争。这从中国汉字上可以反映出来:中国古人在创造“臣”、“民”这两个字的时候,其意如下:臣是竖目,民是横目而带刺。古人以目为人体的极重要的表象,每以一目代表全头部,甚至全身。竖目表示俯首听命,人一埋着头,从侧面看去眼目是竖立的。横目则是抗命平视,故古称“横目之民 ”。横目而带刺,盖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故古训云“民者盲也”。这可见古人对待奴隶的暴虐。古人于奴,髡首、黥额,刖足、去势,乃家常便饭,盲其一目固无所惜。特一目被盲不便生产,后世不用此法而已。盲双目以为音乐奴隶之事则仍未绝灭(注1) 。简言之,“臣”的起初之意是“俯首听命”之人,“民”的起初之意是“抗命平视”之人。“听命”于谁?“抗命”于谁?天子。“臣”属于当政者,属于“官”,是“天子”的辅佐者,是听命者,对上卑顺服从于天子,对下承担着治“民”之任;“民”是当政者的对立者,是“官”的对立者,是奴隶,是抗命者。当时的天子,其实就是奴隶主的最高权势者,臣就是奴隶主阶级,而民就是奴隶阶级。当时的中国奴隶也像西方的奴隶那样,有着反剥削反压迫的精神,这是人性的通性,不过后来因为文化发展的不同,中国的这种反剥削反压迫的精神没有延续下去,尤其是自汉朝以后,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人,广大中国人民对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的反抗,变成了一种违反儒家“君君臣臣”伦理思想的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大逆不道的行为,农民起义军一律被封建统治者骂成十恶不赦的贼、寇、匪之类。在这样的思想下,广大中国人民反剥削反压迫居然变成了贼寇,在思想上和道义上已然大处劣势大处邪恶了,于是乎,后世中国人的反抗斗争越来越无力,以致于最后竟然变得麻木、压抑、忍耐、逆来顺受了。与之相反,西方的反抗斗争却一直没有停息过,而且其作用是巨大的,特别是西方人尊崇的为自由而战、为平等而战等精神理念,深深烙印于西方人的灵魂中,西方社会受益于这样的反抗斗争,人世秩序向着平等、自由、民主、文明的方向发展,绝非像中国社会那样变得麻木、压抑、忍耐、逆来顺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西方人的人格尊严是通过不断的反抗斗争赢得的,而中国人因为缺乏了这样的反抗斗争,最终丧失了自身的人格尊严,过着奴隶般的日子,在尊卑和权势的层层夹缝中过着姑息妥协、苟且偷生的奴隶生活。更可悲的是,中国人从这样的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或冠之以忍道,或冠之以随遇而安、相信命运等等,聊以自慰,自抚麻木的灵魂,变成了“万劫不复的奴才”。鲁迅的话,实在使人惊心!
  毛泽东曾在1917年,也就是他二十四岁血气方刚的时候,写过一首叫做《奋斗自勉》的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全诗就三句话,“奋斗”的意思的是“奋力地斗争”。当时毛泽东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是一个学生。1917年正值中华民国乱世时期,时值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的中国处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封建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苦难,国家危亡。毛泽东的这首诗,反映了他希望通过反抗斗争以救国救民的博大之志。后来,在国民党、共产党等政党的努力下,通过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中国人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后来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等等,赢得了中华民族亘古久违的尊严,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尊严,不是统治者施舍的,不是敌人施舍的,是用战斗和热血赢得的!毛泽东的斗争之志自此实现了。这样的斗争,是永垂不朽的,是永远值得中国人尊重和传承的。不过到后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毛泽东的这首诗被许多中国人误解,被说成什么“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许多中国人认为它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的一种理念。这是牵强附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诚然,“文化大革命”确实有毛泽东的过错,不过毛泽东的原因只是其中之一的原因,此外,文化的原因、历史的原因、林彪和四人帮等原因也是个中的重要原因。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中国人应理性看待,不可偏激,不要牵强附会,更不要企图遮掩;功是功,过是过,是是是,非是非,我们应该公平公正对待。还是之前说过的:我们评判历史人物事件,应当站在历史的根本立场,亦即事实本身和人性本身的立场去评判,就事论事,就人论人,这样才能还历史以真相。不可否认,毛泽东是伟人,伟人伟人,再怎么说他也是人,他不是神也不是鬼,就像前文说的:有好有坏,他才是人;只有好没有坏,他就不是人,他是神;只有坏没有好,他也不是人,他是鬼。毛泽东是如此,其他人也是如此。毛泽东的过错并不会抹杀他的功绩,我们没有必要遮掩他的过错、把他变成神。文革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林彪、四人帮等人把毛泽东神化了,玩起了造神运动,玩起了个人崇拜——对于文化大革命,后文还将进一步论述。不过说是这么说,由于儒家文化“为尊者讳”、“恶居下流而讪上”的文化意识形态使然,想要让中国人扭转观念,理性地看待历史人物,尤其是那些像毛泽东一样的历史伟人,理性地评判他们的功过是非,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让他评判功绩,他会说得神采飞扬、头头是道;你让他评判过错,他的脖子就像被人掐住了一样,三缄其口。反过来说,你让中国人理性地评判那些历史罪人,在大肆抨击唾骂他们罪恶的同时,也理性评判他们的好的地方,这也是很难的。总之,中国人评判一切人物事件往往如此:好的说得很好,对他任何坏的都避而不论,把他说得像神明一样;坏的说得很坏,对他任何好的都避而不论,把他说得像魔鬼一样。这就是中国人的“好恶人”之病,对此后文还将进行深入论述。
  余言少叙。上文说到,在清朝以及之前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人普遍变得麻木、压抑、忍耐、逆来顺受,在这种麻木、压抑、忍耐、逆来顺受中,中国人对尊者贵者、权势者屈服了。不过,中国人并没有丧失人类好斗的天性,只是这样的斗争逐渐转向了内讧、内斗,亦即窝里斗。既然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了麻木、压抑、忍耐、逆来顺受的社会,既然中国社会的法则已经变成了尊卑和权势,缺乏了人性的平等、自由的概念,缺乏了人性本身的人格尊严的概念,所以,这样的窝里斗是为了成为尊者贵者、权势者而斗,是为了财物利益而斗,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斗,以及为了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斗,少有为了人间正义而斗,少有为了人性的平等、自由的权力而斗,少有为了人格尊严而斗。这就是中国人窝里斗的本质。因此,从人性本身来说,中国人的窝里斗往往是为人所不齿的。不过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了唯尊贵和权势是尊的社会了,文化环境如此,社会价值观念如此,文化意识形态如此,中国人也无可奈何了,反正你斗我斗大家斗,无休无止,没完没了,在这样的斗争中,你变成了尊者贵者、权势者,你就受万人仰慕膜拜,你变成了卑者贱者、无权无势者,你就受万人鄙视唾弃。中国俗语云:成则王侯败则寇,你斗成功了,你就是王者;你斗失败了,你就是贼寇。可是这些成败往往只是个人的成败,少有人间正义的概念,少有人性平等、自由的概念,少有人格尊严的概念:你斗成王者,别人就对你唯唯诺诺、唯命是尊,你对别人就能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你斗成贼寇,你就对别人唯唯诺诺、唯命是尊,别人就能对你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人的斗争多是为了人间正义而斗,为了人性的平等、自由而斗,为了人格尊严而斗,少有为了尊贵和权势而斗,少有为了财物利益而斗,少有为了功名利禄而斗,少有为了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斗,那么这样的斗争一定会被世人称颂传承,彪炳史册。可叹的是,这样的斗争在中国很是少见,在西方却是很常见。这也是中国人和西方人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主要分歧之一。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什么?文化。中国的文化主要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讲究的是尊卑和权势,至于人性本身的平等、自由和人格尊严,基本上就没有这种概念。这就是儒家文化最大的缺失,这也是中国社会变得沉沦腐朽和中国人性变得扭曲丑陋的根本原因。时至今日,现代中国虽然多已摈弃了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思想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意识形态仍然根深蒂固地遗留于中国人的骨子里,难以自拔。现代中国仍然广泛存在的“窝里斗”,正是这种腐朽丑陋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意识形态在作祟。不过,相对于古代中国来说,许多现代中国人的性格正在慢慢变好,但是总的来说,还远远不够,远远不够。
  这是从社会现象上来解释的窝里斗。那么,从深层心理意象上来解释,窝里斗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在《论语:糖衣病毒》一书中说:“孔丘之道,唯德首尚,而才次之。然人行丘道,人之德之不齐,礼之不全,言思不一,行止不定,是以德者难德,礼者难礼,是故才者难用:此其必也。是以人行丘道,则必多以事从己专也:此其必也。事从己专者,循己之德,遵己之礼,用己之才也。人皆事从己专,言行难齐,举止难一,是故华夏千载内争不息,里斗不止:君臣相斗,父子相斗,兄弟相斗,妇人相斗,朋友相斗:人人相斗,无有终已。不是不斗,时利未凑;时利既凑,斗如仇雠!此乃今之人谓之‘窝里斗’者也,恶源在此焉,劣根在斯焉。此乃华夏之‘窝里斗’之病焉。”也就是说:依据孔子的思想,德行为上,才艺为末。然而,人们以孔子的思想作为指导而行事的时候,德行上很难做到君子、仁者、圣人的中庸之道的标准,亦即很难做到“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勇、温、良、恭、俭、让、敬、宽、正、敏、惠、慈、善、友、爱、直”等尽善尽美的标准。这些概念的内容包容万象,博大精深,人们往往只能做到其中的一个部分。既然做不到尽善尽美,做的不同,理解不同,所以人们的德行各有不同,礼义各有不同,言语思考各不相同,行为举止也各不相同。因此,有德的人只有某部分的德行,所以难以彰显其德;有礼的人只有某部分的礼义,所以难以彰显其礼,而有才艺的人难用其才艺:这是必然的。言行举止没有一个规范标准,那就只能事从己专了:遵循自己的德行标准,依照自己的礼义标准,使用自己的才能。人们都事从己专,言语思考各不相同,行为举止各有差异,人人按自己的想法、做法去行事,想法千差万别,做法千差万别,于是就发生了人与人之间或明或暗争斗不息的现象:君臣之间相斗,君上之间相斗,臣下之间相斗,父子之间相斗,长辈之间相斗,晚辈之间相斗,兄弟之间相斗,夫妻之间相斗,男人之间相斗,女人之间相斗,朋友之间相斗:人人相斗,无止无息。换言之,人人都有各自的道德礼义标准,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做法,谁也不服谁,谁都想按自己的道德礼义标准行事,谁都想按自己的想法、做法去行事,而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标准,于是明争暗斗在所难免。这就是中国人的“窝里斗”,其本质是为了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这也是道德礼义的本质。暂时没有发生明争暗斗的人们之间: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窝里斗”的弊病,而是因为时间和利益没有凑到一起,如果时间和利益凑到一起,他们“窝里斗”起来会像仇敌一样!                       
  这种深层心理意象的外在表现便是互相不信任,互相猜疑。经过后世长期的演化,中国人的猜疑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这在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中多有描述,这些描述非常精彩,内容有些多,我不忍遗漏得太多,现不计篇幅,摘录多段如下:
  “据说,不信任别人有两个原因:一是不了解对方;二是了解对方。原因不同,中国人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中国人天生具有联合的本领,如同化学原子化合一样。他们彼此不信任是以含蓄的方式表达的,只要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一点。媳妇煽起家庭成员之间的不断猜疑,为了分配共同的劳动成果,她们总是使出浑身解数,挑拨丈夫与家庭间的关系。
  “不讨论家庭生活了,它可以写上整整一章。现在让我们看看没有复杂家庭关系的人。家里的仆人,假如不是由某位富有责任心的人介绍来的,彼此之间总是保持武装中立。可假如其中一位有劣迹传出来,他首先不是问自己:‘主人是怎么发现的?’而是问:‘谁告诉他的?’即使他心里清楚,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是他干的,他的第一个念头仍是别的仆人在排挤他。我们认识一位中国妇女,有次她听到院子里有人高声谈话,脸色就马上变了,怒气冲冲地从屋子里奔出去,她认为,人们是在愤怒地议论她。可事实上,只是有人在买一堆谷草,嫌卖主要价太高。 
  “某个仆人被意外辞退,他肯定会满腔仇恨,这也是由猜疑引起的。他怀疑除他自己之外的每一个人,即使他知道所有的理由中,任何一条都足以使他被辞退,他仍会坚持有人说了他的坏话,坚持说辞退他是毫无道理的。他必须挽回‘面子’,他猜疑的天性必须满足,外国家庭的仆人也会发生这类事,不过程度不同,因为中国仆人知道如何欺骗善良的外国人。但在中国主人那里,他想都不敢这样想。因此,很多外国人一直雇用着早该辞退的仆人,他们不敢那样做。他们也知道,单单提出辞退就会招怨树敌,其中主要是那些受过指责、‘不光彩’的仆人。外国人没有勇气将他们赶走,以免失败后,情况更糟。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中世纪奥地利的一座城市遭到了土耳其人的围攻,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了。在这危急关头,一位姑娘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很多箱蜜蜂,就把它们搬到城墙上。这时土耳其人已快爬到城垛子上了。群蜂飞出,敌人潮水般地退却了,城市被挽救了。中国人的策略常常和这个奥地利姑娘一样,成功对于他们仅是一种标志,一位拉丁教授说过,人们宁愿‘面对风暴的警报’,也不‘面对风暴自身’,中国人对待骚乱也如同对待风暴一样。虽然中国人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经常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可没那么简单,容易处理。 
  “孩子到了独立闯世界的年龄,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他们:最好不要过分相信陌生人。中国的孩子不需要如此告诫,他们早已从母奶里汲取了这一经验。有句俗话说: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看井。我们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进庙呢?原来是和尚可能会乘机谋财害命。两人不看井,因为假如一个人欠了另一个人的债,或另一个人身上有他渴望得到的东西,他也许会趁机把这个人推入井中。
  “另外一些相互猜疑的例子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西方国家,有自由,无压抑,而中国明显缺乏自由。在我们看来,处理一件事情,理所当然应该采用最简便的方法,可在中国完全不同,需要考虑很多因素。无论遇到什么事,中国人考虑最多的是两种东西——钱和粮,它们是大部分中国人生活的两个核心。中国人很难相信,一笔钱若交到另外一个人手里,能够按既定的方案分配给众人。他们没有那种分配经验,只认为,钱到了另外一个人手里,他就会千方百计地从中克扣。同样,安排一个中国人为他人分配食物也很困难。表面上,怎么也看不出接受食物者会怀疑分配者从中克扣。此时,不满的情绪可能被完全压抑了。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没有猜疑存在。其实,只有外国人才把它当成一个问题,中国人认为,只要机器中存在摩擦,人与人之间就存在猜疑。 
  “中国旅馆的侍者有个习惯,他们总对即将离开的旅客大声报出清单上的每一款项。这可不像一些旅客所认为的,是在称赞他的阔气,它有更实际的目的,是为了使其他侍者知道,报单的人并没有私藏小费或‘酒钱’,尽管实际上他们个个盼望能够这样。 
  “假如一件事接近完成时,需要重新磋商或修正,中国人就不能像西方人,一封信就可以把事情办妥。当事人要亲自到负责人家里去。如果时间太晚,负责人不在,还必须再次登门,直到见到为止。假如通过中介,谁都不敢保证事情不被歪曲。 
  “人们经常讨论中国人的团结。有些时候,整个家庭或家族会干预属于家庭成员个人的事。一个明智的外姓人。这时会格外小心,以免介入,惹火烧身。有句很妙的格言说的就是外姓人的忠言难以被接受。‘我们的事情,这家伙搀和什么?一定是居心不良!’对朋友和老邻居都如此,更何况外来户和没有特殊关系的人。 
  “‘外’这个词在中国还有远近之分。外国人办事不顺利,因为他来自‘外国’;乡民办事不顺利,因为他来自‘外乡’。一个外来者,背景不明,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情况一会更糟糕。谨慎的中国人免不了会想:‘谁知道这家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一个旅行者碰巧迷路,来到了一个村庄。假如天黑了,尤其时间太晚,他会经常发现,没人出来给他指路。笔者有一次就曾来来回回转了几个小时,花钱也雇不到向导,甚至听不到一句指路的话。 
  “中国学生上课时一律扯着嗓子念,既损害他们的发声器官,也令外国人心烦意乱。这是一种‘传统’,如果想刨根究底,人们会告诉你,听不到读书声,老师就不知道学生是否在专心学习。学生背诵时,要背对老师,老师以这种奇怪的做法来确保学生不偷看。 
  “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主张要款待陌生人。和东方人实际接触之后,所罗门配资公司 对陌生人要谨慎的箴言获得了新意。但中国人的谨慎已到了高不可攀的地步。一位中国老师受雇于外国人,收集童谣。一次,他听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哼一支不清楚的歌谣,就让他再唱一遍,可是,孩子吓得慌忙逃走了,再也没露面。小男孩的行为是中国这种环境中典型的产物。一个人精神失常,离家出走,他的朋友四下里打听,希望能得到一点儿有关他的消息,其实,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假如有人说曾见他来过,后来又走了。寻找的人会很自然地问:你当时做了些什么?这样,麻烦就来了。所以,如果询问者是个陌生人,人们就一定会回答:不知道。这也是最安全的办法。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中国,陌生人寻找当地一位有名的人物,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有一次,一个看似来自邻省的人,到某个村子去找一位名人,最后却失望地发现,全村人众口一辞,都断然否定认识这么一个人,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连听说都没听说过。这些谎言并不是事先串通好,编造出来的,因为村民们没有串通的时间,他们不约而同地这样做,就像北美的草原犬鼠,一见到陌生的东西,就一头扎进洞里,是出于一种本能。 
  “在所有的这类事情中,一句简单的招呼,都可以显示出它与当地方言的细微差别。乡下人会经常遇到盘问,他家住在哪儿,距离某某地有多远等等,似乎在确保他不是在骗人。同样,学生入‘闱’时,不仅要询问他的学历。还可能要盘问他写的文章,以及是如何完成的。用这种方法,欺骗就很容易被识破,事实上也经常如此。一个人不要企图冒充当地人,因为口音会泄露他的籍贯。陌生人不仅很难获得某人的下落,而且他的行为还会引起普遍的猜疑,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例子,整个村子都在猜疑。有几个中国人曾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接受治疗,笔者让另几个中国人去找他们,结果,一个也没找到。有时,即使一个人鼓起勇气和陌生人交谈,也至多只说出自己的姓,绝对不会泄露自己的名字,因为同姓的人毕竟很多。还有时,送信者苦苦寻找的村子就在眼前,却会莫名其妙地找不到,甚至连最后的一点线索也消失了。就在前面说的那个例子中,陌生人在方圆一、两里路内都没有找到的那位名人,其住处实际上距他只有几十米远。
  “笔者认识一位老人,他有一个富有的邻居。两人从前曾同是中国某一秘密教派的成员。可当人们询问起他邻居的情况时,却发现这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相邻而居六十余年的老人从未接触过。‘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老了,很少外出。’‘你为什么不常去看望他,谈谈过去的时光呢?你们相处得不好吗?’老人不自然地微微一笑,然后摇摇头:‘不,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富有,我贫穷,如果我去他家,就会惹人说闲话:他去那儿干什么?’ 
  “中国人相互猜疑有一个明显的表现:他们从内心里不愿被单独留在房间里。否则,一定会觉得不自在,还可能会溜出房间,到走廊里去,似乎在说:‘别怀疑我,瞧,我没拿你的任何东西,我不在屋子里。’自重的中国人拜访外国人时也会这样。 
  “没有什么能比非正常性死亡更易引起强烈的猜疑。典型的例子是已婚女儿的死亡。虽然,像前面说的,女儿活着时,父母无力保护她;可假如她死得可疑,她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就获得了主动权。女儿自杀后,他们就不再像过去那样俯首屈从,而是盛气凌人地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这种情况下,拒绝和女方娘家达成一致,就会引起一场持久、恼人的官司。娘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报复,不过,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保住‘面子’。 
  “中国有句古话: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句箴言表达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中国,走路都要小心翼翼。这就是中国人生性沉默的原因,我们对此有时十分难以忍受。他们都知道,一言不慎,就可能酿成大祸,而我们对此一点也不懂。 
  “中国人的商业活动表明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猜疑形式。买方、卖方彼此都不信任,只有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才能促使买卖成交,他们只有通过讨价还价才能获利。而且直到付款,交易才算做成。情况更复杂时,还需要形诸文字,因为‘空口无凭’,必须‘立此存照’。”

  史密斯描述的这些中国人相互猜疑的现象,当然是清朝时候的现象,可是文化意识形态是传承性的,时至今日,虽然现代中国人的性格多有转变,但是这种猜疑的大多数影子,在许多中国人身上仍然可以经常找到。
  在遇到种种不信任、猜疑的情况的时候,很多时候中国人要求自己或别人讲诚信,并引用儒家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所谓“讲诚信”的至理名言作为教导,实际上儒家的这话并不是“讲诚信”的话,他讲的是“道德礼义”,这在前文已经论述过。儒家道德礼义讲究的是一个“权”字,意即通权达变,所以你看看中国人讲诚信的时候,也是通权达变的,具体说来就像儒家说的可以“言必信”,也可以“言不必信”,关键是“惟义所在”,亦即根据道德礼义的纲常秩序之“义”去变通,什么时候该“言必信”,什么时候该“言不必信”,这要视情况而定,符合道德礼义便可“言必信”,不符合道德礼义就应“言不必信”,这就是儒家的“信”的本质。道德礼义的本质又是什么呢?维护封建伦理秩序,维护君主专制。其潜藏法则就是尊卑和权势。这种潜规则支配着后世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中国人为人处世往往按这种潜规则去做,至于什么诚信不诚信,那纯属扯淡。所以你看看中国社会就变成了史密斯描述的那个样子,人与人之间充斥着不信任、猜疑,中国人的神经变得极其敏感、脆弱,很难说这样的中国人是精神正常的人,在我看来,这样的人已然身患严重的精神病了。如果说儒家文化真是好东西的话,中国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难道说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难道说真理是说出来的,不是实践证明的?
  窝里斗的一个外在表现是中国人的这种普遍的不信任、猜疑的性格,反过来,这样的性格愈发加剧了窝里斗的程度。
  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余秋雨先生曾在《中华文化,一种应该选择的记忆》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当时(原文中的意思是古时),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与物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这话说得挺好。他对老子的尊崇,我比较赞同,不过他对孔子的尊崇,我不敢苟同。——。其中,中国哲人的重要代表之一便是孔子,而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然而,儒家道德礼义的矛盾性,其社会化的结果之一便是“窝里斗”。其实,在孔子之前,在中国上古时期,中国人的窝里斗现象已然多有存在。前文说过:儒家六经六艺承古继来,上延延至中华民族上古时期,下延延至中华民族后世两千多年。儒家思想是集古之大成的思想,其文化意识形态传承于古,所谓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传承了古代思想,并作了发展。儒家思想的统治时期包括前儒时期和后儒时期,上延延至上古时期,下延延至中国后世两千多年。其社会化产物之一的“窝里斗”承古继来。实际上,在儒家思想里并没有“窝里斗”这种概念,然而,正如“面子”一样,“窝里斗”也是儒家思想的社会化产物。
  “窝里斗”加上由儒家仕途为官思想演变而成的中国后世“官本位”思想,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官场政治,正如上文所说: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就是“窝里斗”的政治。中国政治斗争历来是最黑暗又最残酷的。中国的官场,就像一个万花筒,让你看尽世态炎凉、人生百态: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作威作福,争财,争权,争名,争利,甚至争女人、争男人等等,无所不至,无孔不入;一朝得势趾高气昂,一朝失势如丧考妣,沉浮起落,荣辱无常,机关算尽,命途难测。
  儒家倡导“学而优则仕”,自古以来,中国人搞政治的大多都是读书人,读书人有文化、有修养、有素质,是国民中的精英,因此读书人玩起“窝里斗”的政治来,玩得曲折,玩得含蓄,甚至玩得有艺术、有智慧、有玄机,当然这往往是表面现象,本质上大多都是阴险以至狠毒的,甚至是意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其中很多精彩绝伦的政治斗争故事被中国人所津津乐道,历代流传不衰。譬如战国吕不韦的政治斗争故事,西汉东方朔的政治斗争故事,唐朝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政治斗争故事,等等。大抵说来,善恶好坏也好,是非正邪也好,这并不重要;是正人君子也好,是奸徒小人也好,也不重要,还是那句话:成则王侯败则寇,一切皆以成败论英雄。直到今日,中国的“窝里斗”政治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如今许多人所谓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之类的论调,大多也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愿望罢了,试问:“窝里斗”已经耗费了做官的大部分精力,谁还有多少精力管你老百姓的福利?“窝里斗”的结果事关做官的前途和饭碗,比起这个来,老百姓的前途和饭碗就不算什么了。
  《论语》:“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儒家提倡任人以“直”,前文论述过,“直”就是合德守礼,并不是我们今天单纯说的正直、耿直的意思。换言之,儒家提倡任人唯贤,“贤”就是有德的意思。然而,正如上文所说,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人们只能做到“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勇、温、良、恭、俭、让、敬、宽、正、敏、惠、慈、善、友、爱、直”等德行概念的一些部分,无法做到君子、仁者、圣人的中庸之道的标准。所以,有德的人难以彰显其德,有礼的人难以彰显其礼,有才的人难用其才,那就很难根据儒家倡导的任人唯贤的标准而任用于人。《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仁者之道以亲亲为大,为义之道以尊贤为大,既然难以任人唯贤,于是,事从己专、任人唯亲便大行其道:这是必然的。《礼记》云:“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家门之内的亲戚朋友,恩义人情相连,多以摈弃公义而行私恩;朝廷之间,则以注重公义而断绝私恩。然而,以孔子的思想,个人通过修身便可齐家,齐家便可治国,治国便可平天下,《大学》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孟子》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礼记》所谓“《礼记》云:“子曰:‘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是也;换言之,孔子的思想是以一人为本,一人而一家,一家而一国,一国而天下:以圣王之一人而可治天下,以昏君之一人而可乱天下,以君子、仁者、圣人之一人可安天下,以小人之一人可祸天下。一人而一家,一家而一国,一国而天下:这是德礼之治,《大学》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是也。由天下而一国,一国而一家,一家而一人:这是明明德之道,《大学》所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是也。所以,对于君子、仁者、圣人来说,家便是国,国便是家。也就是说,上文说的“家门之内”便是“朝廷之间”,“朝廷之间”便是“家门之内”。《礼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孝经》:“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在一个家庭中,只要家庭亲属恪守封建伦理秩序,关系便能和睦;天下的家庭都秩序井然、关系和睦了,那么整个国家也就秩序秩序井然、关系和睦了。所以,儒家思想是以一人为本,然后以一家为本:通过个人的修身,然后能齐家,家齐则国治天下平。然而,对于君子、仁者、圣人来说,家庭亲属之间的情义与国家朝廷之间的情义必须分明,亦即“私恩”和“公义”必须分明,既不能以私废公,也不能因公忘私,“私恩”和“公义”都必须做到恰到好处。怎样做到恰到好处?那就是按照道德礼义的要求行事,所以君子、仁者、圣人必须修德约礼,以达到中庸之道的至善境界。可是正如前文所说,君子、仁者、圣人、中庸之道都是儒家思想中的极其理想化的标准,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是无法做到这样的理想标准的。由于这些概念道义博大精深,内容广泛,人们只能做到其中的一些部分,每个人做到的部分都不同,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而且,由于儒家思想本身存在诸多缺陷和矛盾,并非完美的理论思想,譬如前文所说的“奸恶之徒杀人”一例,即便是君子、仁者、圣人也很难将“公义”与“私恩”泾渭分明。所以,对于广大人民来说,“公义”与“私恩”更是分不清楚。根据儒家思想,仁者之道以亲亲为大,为义之道以尊贤为大;既然“公义”与“私恩”分不清楚,那么便以“亲亲为大”,这愈发加剧了事从己专、任人唯亲之道。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儒家思想极其重视家庭亲属之间的私恩和国家朝廷之间的公义,对君子、仁者、圣人而言,修身之道、齐家之道、治国之道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齐家治国必须先修身。修身是修什么呢?修德约礼,亦即学习儒家六经六艺,修其道德,知其礼义。比如修得“孝悌”之道,就能孝于父母,悌于兄长,也就能忠于君王,顺于长辈,这就是孔子说的“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这种孝悌之道只是道德礼义的一方面要求。其他的什么“忠恕”之道、“仁义”之道、君子之道、仁者之道、圣人之道等等,也是道德礼义的要求。总之,对于君子、仁者、圣人来说,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齐家治国必须先修身,齐家便能治国,治国便是齐家,家便是国,国便是家,此之谓“国家”。由于道德礼义本身的复杂、矛盾、混乱,即便是君子、仁者、圣人,很多时候也难以分明家庭亲属之间的私恩和国家朝廷之间的公义。对于广大人民来说,由于无法修成君子、仁者、圣人,所以更难分明家庭亲属之间的私恩和国家朝廷之间的公义,于是在行事上多以“亲亲为大”,也就是以关系为大。
  久而久之,经过中国后世两千多年的演变,便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人情社会和关系社会,在现实社会中具体表现为圈子体系和帮派体系等等。人情的亲疏、关系的远近,往往就是用人的标准,就是利益选择和分配的标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社会,主要是人治社会,而非法治社会,其本源的原因正是在于此。
  中国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表现在政治官场及民间之中,就是拉帮结党和“圈子运动”等等,人情、关系大于法律、道德、规则,人情、关系造就了法外之法、潜规则等等,形成了人情、关系超越法律、腐蚀道德、破坏规则之类的独特现象。西方社会虽然也有人际交情和关系,但是它是不能超越法律、道德和规则的。换言之,西方社会基本上是规则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潜规则社会。中国人情社会、关系社会带来的本质弊病是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人才分配的不合理等等,这在广泛的范围上形成了一个不公平、不公正、不经济的社会环境,造成了对资源、人才的浪费,造成了社会心理的不平等等,这些不公平不公正,越发加剧了“窝里斗”的程度,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种恶性痼疾,必将对现代中国的未来健康发展产生强大而顽固的阻力。
  《论语》:“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既然人们无法修成君子,那么“不矜而争、结群而党”便显得很正常了。这样的社会体系愈发加剧了中国人窝里斗现象的发生。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这句话表面上很好听,但是在以孔子的道德礼义构建的现实社会中,他的话极难实现。实际上,这只是孔子诸多“好话”中的冰山一角,他的很多“好话”——诸如《论语》等儒家典籍中的许多所谓至理名言之类的“好话”,等等——其实是极不现实的,而且本质内容上是有很大问题的。孔子以尊卑贵贱的道德礼义构建了一个极其复杂和矛盾的社会体系,在大格局上,现实社会已然注定了必定会充斥着无数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说再多的“好话”也是无济于事的,这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所以,不要说孔子只说了一部《论语》的好话,即便再说十部、百部《论语》的好话,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实际上《论语》中的好话也没多少。这好比用一个又一个的牢笼把许多鸟儿禁锢起来,然而却说“愿群鸟自由翱翔,清风闲云任逍遥”一样,根本就是空话废话,其结果只能是愤怒的小鸟在森森的牢笼里横冲直撞,头破血流,以至折翅而死,临死还为“愿群鸟自由翱翔,清风闲云任逍遥”这句话而兀自激励不已,却不知说这话的人正是剥夺了它们原有蓝天白云的罪魁祸首。而且,小鸟们在牢笼里冲撞得久了,怎么也冲不出牢笼的禁锢,最后它们就不会再胡冲乱撞了,转而变得安静起来,变得麻木,变得压抑,变得忍耐,变得逆来顺受,变得学会享受,久而久之,变成了一种传统,世世代代的小鸟一直这样传承下去,后代的小鸟会在先代的小鸟那里传承着“愿群鸟自由翱翔,清风闲云任逍遥”的崇高愿望,并以此慰藉麻木的灵魂,以获得精神上的片刻满足。这样的满足实际上只是“意淫”罢了,根本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正如前文说的:毛泽东曾说:“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那种复杂的矛盾他都处理不了,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废话屁话!”也正如前文说的:前半句“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我无法苟同,对此前文已作了许多论述,后文还将进行更多论述。对于这些麻木、压抑、忍耐、逆来顺受的笼中小鸟,如果是我,我不会说什么,我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打开牢笼,还小鸟以自由。这比你说什么好话都要强一万倍。同理,要想使中国人变得不再麻木、不再压抑、不再忍耐、不再逆来顺受,而重获平等、自由,重获做人的人格尊严,其实不需要说什么,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摈弃一切思想专制,还中国人以思想自由,一切就会好起来。这种事情,现代中国做到了一部分,然而还远远不够,远远不够。
  随着现代社会的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快,东西方文化的交相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窝里斗的诸多弊端,开始厌恶窝里斗,而且想要有所改变。不过,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数千年,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极其顽固的窝里斗的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形成了极其广泛而根深蒂固的窝里斗的民风民俗。所谓“民俗猛于洪兽”,要改变这种窝里斗的普遍现状,还得经历一个长期而艰辛的转变过程。转变的关键在于摈弃一切思想专制,还中国人以思想自由;在于摈弃尊卑贵贱的人治观念,建立公平公正的法制观念,真正回归到人性本身的平等、自由上来,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文明的社会。
  不管怎样,前途是光明的,过程是艰辛的,这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东营晓事)

专业工商代理

分享到:
声明:凡注明为其他媒体来源的信息,均为转载自其他媒体,转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不代表本站观点,也不代表本站对其真实性负责。您若对该稿件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质疑或牵扯版权问题,请速与本网配资开户 。QQ787377520